我們不只是在賣書、辦報，我們更是在「救人」；我們出書報的主要目的不是賺錢，而是要「賺靈魂」。
──李提摩太（Timothy Richard，1845-1919）
《萬國公報》是晚清時期在中國發行最久、影響力最大，當時想了解西方學問的知識分子必讀的雜誌，李鴻章、張之洞等官員，甚至日本天皇和其內閣官員，都是長期訂戶；孫中山先生所寫「上李鴻章書」透過它發表，光緒皇帝更曾購回全套的《萬國公報》和其出版社廣學會出版的89種書籍。
這份在晚清當時第一流的刊物，背後的靈魂關鍵，也是一位不簡單的第一流人物─李提摩太（Timothy
Richard）。他出身英國鐵匠家庭、神學院畢業，拒絕了兩間知名教會的牧會邀請，24歲便遠赴中國，精熟希伯來文，在往中國的船上就把中文學得快又好。在中國宣教45年，他的工作大致可分為前後兩期，前期多參與饑荒賑災、施藥開醫院、興辦學校與孤兒院，後期的25年，便是在上海任職一間基督教出版社的總幹事，並將其更名為「廣學社」，意為「廣傳福音，推進學術」；
25年間廣學會出版品超過兩千種，他自己也親自參與翻譯著述，甚至曾將《西遊記》譯為英文出版。
「李提摩太有那麼多時間精力，為什麼不去植堂、牧會？搞什麼文字工作！」「為什麼李提摩太的文字常常不敢開門見山地講聖經？為什麼都要繞個彎才提到基督信仰？」儘管他第一流的宣教工作十分龐大而有效果，卻面對不少質疑聲浪，甚至不少挑戰來自同為宣教士的同工。或許，這也和他略顯開放大膽的作風有關：為了研究佛經、認識僧侶，他曾在知名寺院長住一個月，後來甚至把誦經曲調改填基督教讚美歌詞，好向普羅大眾傳唱；他也穿著道袍與道士談道，並認為「道教中也有真理」，卻完全不為同工贊同。他結交執政當權的達官顯要，梁啟超當過他的秘書，卻面對「福音道理講法太寬」的質疑。
然而，當一個宣教士，就一定只能做教會內「屬靈」的服事嗎？筆者身為一個宣教動員與教育機構的文字工作者，明白若以二十一世紀的當代宣教眼光來看，這問題當然不證自明；但對身處十九世紀的李提摩太來說，當時卻是個第一流的行動思維──他希望透過影響當代中國知識分子，來影響更多基層百姓。另一方面，當時的中國人視西方人為侵華分子，潛意識地排斥來自西方的基督信仰，所以他換一種方式切入，慢慢帶入聖經的信息，反而更收果效，更能軟化人心。李提摩太曾與另一位宣教士合辦「徵文比賽」，間接地影響了深受鴉片之害的秀才席子直，席後來加入內地會，改名席勝魔，幫助了許多受箝制的人走出毒癮。
做為一位跨文化宣教士，李提摩太帶著第一流的動機遠從英國而來，在對福音抗拒度仍高的中國，側重在政治、傳媒、教育、科技、慈善等領域，為福音的廣傳做預工，希望消除一般人對耶穌的陌生感和排斥感。他的太太甚至也同幾位姊妹成立了「天足會」，勸導中國婦女不再纏足。
他還有第一流的遠見；早期基督教來到中國的宣教士，多貶低、詆毀中國傳統與佛教文化，他則主張應多學習、尊重華人宗教文化，並要求年輕宣教士受差派前，應先接受宣教地的宗教和文化訓練。甚至曾向西敏寺教堂大主教建議：「在中國傳福音，但不尊重中國宗教的宣教士，不應待在中國。」對現代宣教學來說稀鬆平常的「文化處境」思維，當時卻只有他高瞻遠矚。
來自英國，在中國溫州宣教28年的蘇慧廉（William
Edward Soothill）曾指出：「近代所有來華的外國宣教士中，影響最大的當屬李提摩太。」另一位現代中國社會學者也評論說：「李提摩太傳教、譯書、進行廣泛的政治活動，樣樣搞得有聲有色……與達官顯要的交往之多，與各種政治權勢的接觸之廣，對中國政局的影響之大，那是晚清時期任何一位傳教士都不能相比的。」顯然地，李提摩太的第一流宣教工作，已獲古今認同和歷史驗證。
即使耶穌所說「使萬民作主門徒」的大使命清楚又明白，我還是常常會被問到：「宣教現在與我有何關係？我的親族鄰舍同學同事都還沒信主，難道不應該先傳福音給他們嗎？」可是，如果李提摩太、戴德生、馬雅各和馬偕，都留在自己的國家傳福音給「自己人」，恐怕在台灣的你我，今日都還不會信主。
與李提摩太約略同時期，在台灣宣教的巴克禮（Thomas Barclay），以台語白話字創辦了台灣第一份報紙；1951年抵台的彭蒙惠（Doris M. Brougham），則在台灣創辦英語教學雜誌《空中英語教室》、《大家說英語》，影響了不只一個世代的英語學習，還成立「天韻詩班」藉詩歌傳唱福音。我常想，如果李提摩太生活在現代，他一定也會透過Facebook、Instagram和YouTube等現代傳播媒體，跨越語言、文化的藩籬，來接觸新世代；今日台灣的基督徒，面對全世界仍有超過6,500個「福音未得族群」，可願帶著第一流的動機、第一流的行動、第一流的遠見，出去，做一個以「賺靈魂」為己任的李提摩太？
